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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的日常规训

黄埔军校《成功营》军事夏令营 | 黄埔军校青少年训练基地
发布时间:2019-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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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由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陈蕴茜 撰稿 来源:中国黄埔军校网


    规训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规训者对被规训者的操纵与控制,从而使被规训者放弃个人的自由而服从规训者。黄埔军校运用时空配置、纪律惩罚、个人权威的隐性权力技术实现了对学生的规训,利用最短的时间造就了一批在中国现代军事史上最为优秀的高级指挥人才。同时,蒋介石个人对日常生活细节管理教育的重视,既达到了规训学生的目的,同时也树立起个人的权威,这是蒋介石有意识地将规训作为权力技术运用成功的反映。 

    黄埔军校是中国第一所正规化的现代军事学校,在中国军事与政治史上均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此,史学界已从国共合作、人才培养、军校管理、蒋介石作用及黄埔势力增长都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1]但是,学界对于黄埔军校如何从日常细微之处入手对来自不同阶层、文化程度不同的学生进行制度规训,从而将其培养成现代军官则缺乏深入研究。笔者认为,日常规训对于军校训练是极其重要的,如何透过具体而微的教育,将一整套思想意识、纪律规范传输给每一位学生,从而将其培养成为一名现代军官,是一项繁复的工作,也是一项重要的权力技术,黄埔军校以极短的时间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表明现代军队与学校的双重规训在黄埔军校中已经运作成功。但同时笔者认为,制度与政策因素固然重要,蒋介石个人对于日常规训的重视及其示范作用,个人对于权力渗透方式的尝试也不容忽视,它使黄埔军校真正成为现代军官学校。本文力图从空间、时间、纪律来探讨黄埔军校的日常规训,以深化黄埔军校史研究乃至国民党军队研究的深化。 

                                          空间、时间与黄埔军校纪律权力 

    黄埔军校甫一成立,即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训练,这种训练是一种在封闭系统内进行、贯穿于日常每个细节的严格规训。黄埔军校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报考时并无受过严格的纪律训练,开始时均不适应,时有违纪、逃跑等现象出现。如何使这些学生能够真正接受规训而成为一名遵守纪律的现代军官,确实是黄埔军校成立后的首要任务。 

    在过往的研究中,学者都比较强调政治教育在黄埔军校发展中的作用。笔者认为,三民主义教育及其后来的党化教育,对于黄埔军校的建设的确具有重要的政治动员功能,但规训的作用同样重要,它也是构成现代军校及蒋介石权力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福柯曾经对规训有过极其深刻的表述:规训是“一种权力类型,一种行使权力的轨道。它包括一系列手段、技术、程序、应用层次、目标。它是一种权力‘物理学’或权力‘解剖学’,一种技术学。”[2]黄埔军校的学生正是在这种规训之下成为“驯服的身体”,并进而成为中国现代军事史上著名的将领群体。 

    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学校就是一个产生纪律权力(disciplinary power)的‘容器’。学校生活的封闭性使那些被‘囚禁’在其中的人们彼此之间的序列性接触有可能以严格协调的方式进行”,学生“在学校度过的这段时间,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都被严格地封锁起来”。[3]黄埔军校同样也是一个“产生纪律权力”的封闭的系统,而且“纪律既取决于对空间、也取决于对时间的算无巨细的安排”,[4]由此,纪律可以规训学生的精神与肉体。 

    首先,黄埔军校利用空间对学生进行日常规训。“人们只能通过对时间和空间的操纵来推行纪律。这—般要求具有一个封闭的领域。这个运作纪律的领域既与外部相隔绝,又在内部对自身进行封锁。”[5]黄埔军校也不例外,为将学生规限在校内这一封闭空间内,军校实行严格的门禁制度,特颁布《实行门禁令》:[6] 

    军队门禁之严,所以谨内外,示警戒,勤课业也。乃近查各队学生,自由出入,至晚不归,官长失于讥察,学生狃于习惯,长此以往,军纪荡然,难免宵小变装潜入。着自通令之后,各队学生责成各队官长;兵夫责成管理部,其有容留亲友,一经察觉,无论官生,定行严惩,决不姑贷。此令。 

                                                        校长蒋中正 中华民国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门禁将军校与外界的空间进行了严格划分,从而将学生控制于校内空间。所以,许多学生尽管在黄埔军校学习七八个月,但从未到过广州市区。[7] 

    校内空间布置则是黄埔军校重要的规训措施,更进一步规范、制约、影响着学生们。半个世纪后的黄埔学生记忆仍然极其清晰:“走进大门,过大花厅,每个走廊上都满挂醒目标语,如亲爱精诚,和衷共济;精诚团结,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枕戈等旦,闻鸡起舞;勇往直前,破釜沉舟;同舟共济,团结奋斗;百折不挠,再接再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艰苦卓绝,完成革命;以血洒花,以校作家……等等。我们无论上讲堂,出操场,下饭厅,到厕所,抬头就看到,印象很深,对陶冶军人精神,大有益处”。[8]在这些标语中,不少是意思重复的成语,之所以重复,是为了让学生形成深刻的记忆,时刻提醒自己作为军人的使命与职责。 

    人在空间中的区域位置是极其重要的,它可以确定人的角色位置及其身体所受规范的限制。在军校的内部空间结构中,教室、操场、宿舍构成规训学生的主要空间。教室空间格局与今天的普通教室构成相同,讲台、黑板、课桌,教室空间使中心讲台上的教官与台下听课的学生构成监控与被监控、规训与被规训的权力关系,权力在此自动发生效用,教室具有持续的监控性功能,教师只需花费极小的代价就能具体而微地实施对学生的规训权力,学生在听课过程中,接受了监控与规训。但黄埔军校教室则比一般教室空间所产生的纪律权力更为显著,一是老师称作教官,更具权威性;二是军校规定在教官进入和退出教室时,学生必须全体立正行礼,课堂须作笔记,并备教官审查,考试交卷时亦需向教官行礼。[9]在黄埔军校老照片上,学生都端坐桌前,认真听讲,并不时在做笔记。 [10]这样的规训不仅使学生学习军事及其他知识,而且在听课中形成服从规训的习惯。“作为纪律权力的主要‘运用场域’……在较为严格的教室空间安排形式中,对身体的定位、运动和姿态的规定一般都受到紧密的组织控制。”[11]学生与教官间的空间定位差异不仅体现于教室,同时也存在于教室之外,二者之间的空间区隔极为严格,“官生之间,非关课程公务,官长不得招致学生于寝室以说私;学生不得迳入官长寝室以坐卧。其余一切行动,均应恪守军纪”。[12]事实上,纪律权力的基础是建立在对个体的活动进行细致入微的管理才能实施的,而且恰恰是这种管理对人的规训才是最深刻的。 

    对军人的规训从来都是对人的身体的细微管理,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通过更多的内部区域划分来实现,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分隔’(partitioning),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在每天的任何一个特定时刻,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专门位置’”。[13]黄埔军校对学员日常产生重要影响的空间场所还有操场、宿舍与食堂。作为军校,操场是进行军事教育的重要空间,在这里学生的“身体”接受着更为直接而严格的规训。在历史照片中,操场上有各种运动训练器械,但因是军校操场,它又不同于一般学校操场,还有许多提高军事技能的训练场地,学生在此进行匍匐前进、射击等训练。而且,操场也是举行每周举行总理纪念仪式的地方,“每周一上午,黄埔军校全校官生,循例在本校大操场举行纪念周”,蒋介石经常在仪式后训话。[14]在这些训练中,学生被进一步塑造成军官。这种规训并没有随着学生进行休息时段而结束,而是仍然受到细致的规训,那就是在宿舍与食堂中。军校照片显示出的宿舍空间布局:床铺整齐划一,被褥折叠棱角分明,床铺与床铺间的卧具摆放均成一直线。食堂同样如此,尽管陈设极其简陋,但也是同样整齐,甚至连一排餐桌上的碗碟、饭桶均放置在同一直线上。[15]潮州分校还制定规则,学生必须赴指定地点集合,由队值日生按次带上饭厅,而且饭厅座位均有规定,学生必须按指定位置列坐,不得调换。[16]每一个人都被定位在特定的空间位置,无疑是对人的最严密的控制与规训。 

    教室、饭厅等仅为一般性空间,而在军校内还存在特殊的规训空间,那就是禁闭室。黄埔军校设有轻、重两种禁闭室,将犯错误者被置入禁闭室,将与一般学生加以区隔,规定“除随身穿着衣服之外,不准携带其他物品。但手纸若干及各种勤务书籍准其携带一本”,而且在室内必须保持肃静,“不准自由歌诵、欢呼”。最让被禁闭者最感羞愧的是“禁闭室各房门口,须将被禁闭者之队号、阶级、姓名及所犯案由、或嫌疑或未决并其他必要之件,详记油漆木牌上,揭示悬挂”。[17]因为这会让所有经过禁闭的教官学生均能看到。显然,禁闭室空间的存在,无论是被关的还是未被关的学生都受到进一步的控制与规训。 

    其次,通过时间的配置来实施对学生的规训。时间管理是纪律权力实施的重要途径,在学校中更是如此。“学校纪律的产生确实追溯到对时间和空间的管理和控制上。而且,只有当向‘钟点时间’过渡的一般趋势出现后,这种对空间和时间的管理与控制才成为可能。问题的关键倒不在于钟表的广泛使用使人们可以精确地划分每天的时间,而在于时间开始被纳入以计算的方式运用管理权威的过程中。”[18] 黄埔军校对学生的时间管理极其严格,而且建校初期的几期学生在学时间仅有7个月(其中第一个月为入伍教育),后延长至1年半。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将一名普通学生培养成一名军官,在现代军事人才培养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但黄埔军校做到了。这主要是靠其严密的纪律与规训,而这又是通过高强度的训练与时间管理来实现的。黄埔军校的课程安排极其紧凑,每位学生在军校中的时间完全被分割细化、进而被控制到人的极限。“每天早晨天还未亮,只要不是雨天,全校各科种的学生,围绕黄埔岛公路跑步,这是一种马拉松式的跑步,又是整齐严肃,数着一二三四的口令来跑,跑程约有十五华里”。[19]这仅是晨操,而黄埔军校一日两操。为“使全校学生于短少时间内,造就革命军官必要之军事政治知识”,课程安排极其紧张。


    课程繁多,必然时间安排严密,“每星期以四十八小时分配教授之”。[20]所以,每天学生的学习是非常紧张的,只有“晚饭后是我们自由活动和自修的时间”。但即使自修时间,也并不是完全用于休息,还有演讲等活动。[21]虽然看似非学校时间,但也被潜在地纳入制度时间之内,学生仍然处于被规训的时间体系。 

    时间的细化管理是黄埔军校实施纪律权力的重要技术。军校规定每天早上学生听到军号声起床、穿衣服、打绑腿,时间仅有3分钟,而吃早饭只有10分钟,但广州天气炎热,早上吃稀饭“烫得大家嘴直歪”。[22]正如福柯所言,“时间单位分得越细”,“就越容易通过监视和部署其内在因素来划分时间”,由此强化了对“每个行动的时间控制”。[23]在军校里,许多同期入伍或同乡被分配于不同的学生队,虽同处一校,却除“每逢总理纪念周,或到校本部大礼堂听大报告时,才有聚会的机会,平日照例三操两讲,忙得同学之间难得往来。”[24]可见,黄埔军校的时间对于学生人身控制的严格程度,难怪宋希濂回忆时这样叙述:“吃饭及上厕所等,都受时间的限制,每天的生活确是十分紧张的。”[25]而恰恰是这种严格的时间管理,纪律权力得以实施,学生受到了严格的日常规训。 


                                            纪律、惩罚与规训的强化 

    空间与时间是隐性的规训权力,仅靠这样的规训是不够的,特别是军校学生来源复杂,有军官、学生、工人、农民、仆役、店员等,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从小学到大学均有,而且年龄悬殊,最小的仅16岁,最大的已近40岁。许多学生并未养成严守纪律的习惯,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就因无法忍受军校的严格纪律与艰苦生活而溜走。[26]因此,在时间、空间在产生纪律权力的同时,黄埔军校更注意通过制定与实行法规来直接对学生实施纪律权力。黄埔军校将纪律置于崇高地位,并写入校歌:“纪律神圣,重于生命,服从遵守,革命军人本性”。[27] 

    自学校建立伊始,黄埔军校就不断颁布并实施大量法规,如《入伍生之军事要则》、《学生队学生遵守规则》、《潮州分校学生修学规则》、《潮州分校学生遵守规则》、《校值星官勤务规则》、《饬守礼节令》、《重视清洁卫生令》、《重申敬礼令》等,对学生从学习、训练、吃饭、穿衣、卫生等日常细节进行全方位规范,从而养成良好的风纪与军纪。如《入伍生之军事要则》指出,训练学生的目的就是使“各入伍生熟习一般相当军事学诸原则而施应用。同时养成诸恪守党纪及军风纪,并陶冶性行,锻炼体格,且使之领悟士兵生活及必要诸勤务,以立足他日为国民革命军指挥者之基础”。而且,在具体术科训练规则中明确有“不动姿势”,认为这是“养成军纪之起点,亦即部队教练之基础,纵细微过失,亦当严为矫正之”。[28]在《修学规则》中则规定“学生上课时务须凝神一虑,虚心受教,不可分心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且必须“笔记教官讲演,及黑板所写之学术,以为研究深造之参考”,晚自习则由值日生监督。[29]即使吃饭也需遵守规则,当“值星区队长临饭厅时,由队值日生发立正之口令,学生一同就席,立正敬礼。学生须待值星区队长用箸后,方可开始食饭。上饭厅将帽除下,放在指定挂帽之处,不准解脱服装。食时务须静肃,不得谈话或故意将碗箸作响。食饭姿势须端正,不得任意将二肘置于桌面,或将脚居于凳上”。甚至晾晒衣物都“由官长指定施行,不得随时随处乱晒”,日落前一定要收回。[30]黄埔军校细化各种纪律规范,如还有饮茶室、洗面室、浴室、理发室、厕所、洗衣服规则,即便休息,也有休息规则,休息时只能进行安静的活动。诸如此类的规则,将学生规范在纪律范围之内。正如吉登斯所言:“一个受到纪律控制的身体就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身体”。[31] 

    学校仅制定规则是不够的,纪律的实行还需要有监督并不断强化,因此,黄埔军校设有值星官,下设风纪卫兵,随时检查校内风纪。即便如此,并不是所有的学生均会绝对严格遵守规则或纪律,黄埔军校还是出现纪律问题。蒋介石曾不满地指责:“近数月来,校风日颓,军纪日弛,或避劳贪逸,行动浪漫,或预借透支,要求无厌……前经三令五申,谆谆告诫,乃近来有加无已”。[32]于是,军校领导特别是蒋介石反复强调军官重视军纪:“对于军纪、风纪,尤应随时讨论。庶使本校军队充分改革,不致散漫废弛,成为一种有纪律,有精神,有节制之革命军”。[33]因此,纪律在某种意义上只能是一种说服与控制的手段,但当控制无效时,惩罚就成为重要的补充权力。对此,黄埔军校也制定了惩罚规则及措施,如《惩罚条例》,对违规的惩罚既严格又细致,甚至“服装秽乱”,要“处一日以上二日以下之轻禁闭”,而对“疏忽失礼”、“嬉笑无礼”、“语言秽杂”、“仪容颓唐”都要处一次至五次“禁足”。[34]对见长官不敬礼等行为惩罚严厉,因为服装、仪容是军人身份的标志,“服装不整,仪容颓唐,几不成其为军人……敬礼事小,而纪律事大,礼节为军人精神之所寄,如无礼节,则纪律与精神无所表见。”[35] 一位学生就曾因未对蒋介石行礼,其所在队的队长被记过一次,失礼学生被勒令严行处罚。为此蒋介石还特别颁发《整饬本校军纪令》:[36] 

    近日本校军纪,废驰极矣。而以出动之学生为甚。每见官长,轻藐不敬,习为固然。本校长经过要塞司令部排哨之前,有一学生,当面不知行礼。则于其他官长可知。该队官长对于其所部放任若此,除第四队李队长记过一次外,仰迅将此失敬之学生查明呈报,并严行处罚,以肃军纪。切切,此令。 

                                                            校长蒋中正 中华民国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由此可见黄埔军校军纪之严、处罚之苛。1926年2月,黄埔军校又出现学生不敬礼之风,蒋介石再次重申,并罚学生“每日演习敬礼三十分钟”,并要求同级、同学之间一概互相敬礼,“对于不敬礼之官、生、兵、夫,务必严行干涉,否则即惟各部、处、团、队长官奉令不力,训练无方者是问”。[37] 

    学生日常所受的处罚有降等、重禁闭、轻禁闭、苦役、禁足、立正等六大项。最为严重的处罚是除学习、教育外,被关入禁闭室。禁闭分轻重两种,轻者尚得以有卧具睡觉,饮食与平时无异,但洗浴则受到限制,规定“必要时许其入浴洁身”。重禁闭者则完全不同了,不仅“不给卧具”,而且“食时仅给食盐开水”,但“每经三日改罚轻禁闭一日,由卫兵司令监督执行”。禁闭时间较长,无论轻重,禁闭的极限日期是一个月,即便被禁闭者生病,病愈后仍须回禁闭室补足时间,只是一律回轻禁闭室中。与禁闭相比,其他几项对身体的惩罚要轻得多,做各项杂役,禁止出营房,长时间立正,但不得超过三小时。[38]此外,黄埔军校还有常用的戒尺惩罚。 

    总体而言,这些惩罚措施都是对学生的体罚,它力图通过对身体的控制而将纪律观念渗透到学生的心理层面,正如蒋介石所言:“军纪训练的行程,是由外而内的,就是要先从形式上训练起来,然后慢慢地引导到精神上面去”。[39]只有将纪律化为其身体行为的有机组成部分,学生才能真正成为训练有素的现代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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